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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物料由河南汇集并投入到河北战场上就不必说了，还有颇为重要的就是随着各道黜陟使就州宣制，除了宣达朝廷制令、存抚慰问、考察地方官员在任得失之外，诸州朝集使们也陆续抵达洛阳，代表各州参与到接下来朝廷的一系列事务运作中去。

    八月上旬，山南道黜陟使魏元忠完成使命、返回洛阳。魏元忠乃是数朝老臣，资望深厚，此次奉命存抚考察的山南道也是地大事繁，因此朝廷专遣四品朝士出城迎接，以示对老臣的尊重。

    同时，李潼也亲在皇城西朝堂接见了魏元忠，待见魏元忠登堂见礼，他更离席相迎并笑语道：“此前朝中奸流当道，我与魏公皆不容于中。公立朝耆老，竟跋涉于南荒远地，幸在俱不自弃，今能重逢于朝。公精诚王事，考察山南，载誉归朝。济代执符命，心地不失彷徨，幸得公等唐家忠良竭力助事，国家才能不失治序，公惠我良多，不必多礼。”

    “臣老丑之才，前失宠于世，不堪度量，形神俱损，概臣应得。元嗣殿下扶鼎存续、施治宇宙，不弃卑臣，赐臣报国之路，唯竭诚尽力以图效忠，或有寸事可夸，非臣事中练达，实为殿下承命于天、邦家光大而所致成。”

    魏元忠六十多的年纪，此前一番远谪的苦难磨练使他看起来更加苍老，虽然风尘仆仆，但仍一丝不苟的作拜见礼。

    看着魏元忠作拜于朝堂，李潼心中也是感慨颇生，或者说略有几分自得。入世以来，他与一些世道名臣关系始终谈不上多好，或者说许多在朝名臣在考虑起世道前程如何时，都不怎么将他作为一个好的选择。

    当然，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从血脉身份而言，他不过是李家的第三代，并且在入嗣他大爷之前也只是一个非嫡非长的宗家闲人。从年纪上来说那就更加没有优势了，所谓海内未定、须得长君，特别是唐家社稷存续之际，更不会有什么人将希望放在一个小年轻身上。

    而且说句不好听的，就算这些重臣名臣们在自己身上下注，李潼也忍不住要怀疑这些人究竟有没有挟持少君而擅权自威的想法。

    但无论这些理由多么正当合理，李潼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不自在的。毕竟这些名臣们多是以正面形象留名史册，他们却对自己不怎么感冒，搞得李潼感觉自己像是一个祸国的反派人物。

    所以当眼见到诸如魏元忠之流如今也恭敬的拜伏于自己面前，李潼心里还是颇有几分得意的。当然，内心里的这一点小恶趣他也不会真的显露出来，对于这些老臣们，基本的面子还是要给的。

    魏元忠见礼之后便被赐座，接着便开始讲述起此番山南宣制的经历与成果。相对于闹乱爆发的河洛地区以及战争仍在进行的河北，山南局面倒是平稳得多。

    尽管有庐陵王幽居山南房州多年这一因素存在，但庐陵王在房州的时候是一个囚犯的身份，与外界全无互动，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而且逃离房州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山南人士参与并追随，反倒是将一部分不安于职事的官员一同带回了都畿。

    所以都畿的动乱给山南局势带来的影响并不大，虽然地方上也有一些盗匪并蛮部作乱的现象，但这也都是长期存在的一种现象，与朝廷方面的人事变革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有关这一点，魏元忠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那就是派遣军事专使，对山南道诸州地方常备武装进行一番系统化的整改，罢除掉原本的折冲府，组织州县团练以维持地方治安。

    魏元忠的这一点看法，倒是跟李潼不谋而合。山南道是一个很庞大的地理概念，作为核心地带的荆襄地区在南北朝乱世中更是长期的军事重镇所在。

    大唐得国以来，对山南道的军事力量多作制裁，作为屈指可数的大都督府之一，荆州大都督府在军事上的职权被剥离更多。偌大地境之中，甚至就连折冲府都设置不多。

    这样的安排虽然保证了山南地区没有对抗中央朝廷的力量，但也让山南地区的治安状况堪忧，长江水盗成患，蛮族山贼常有聚啸，严重制约了地区开发与区域经济的发展。

    在山南道兴建团练，并不仅仅只是对地方治安有所改善，随着大唐国力恢复以及诸边边务稳定下来，肯定要继续加强对南疆地区的管控。诸如南诏这种不稳定的因素，自然也要加以制裁，届时山南道就会成为整个南方地区的战略重心，地区物料调集以及武力建设也就需要提前的统筹起来。

    魏元忠在高宗年间本就以军事才能而受到高宗皇帝的赏识提拔，在武周时期更是出将入相。其人能在山南道的经略方面与自己保持一致，李潼对此也是颇感欣慰的，姑且不论心里恶趣如何，对于魏元忠的一些构计与理念，他还是颇为看重。

    魏元忠也的确不愧数朝老臣的资历，一些小问题交代完毕后，转又言到一些比较深刻的弊病，那就是吏治问题。

    “今山南道州县在事诸员，或罪身贬迁、或新稚初解，罪者忧惧惶恐，不能为地表人物见重，新人治术不精，无有良策深治地表敝情。直堂坐衙者唯竟日北望，勤于迎送，疏于务实，吏事浮躁，朝廷虽有仁政宣施，但因选用之弊而多有耽误……”

    李潼听到这里，神色也变得郑重起来，并不急于插话，只是示意魏元忠继续讲下去。魏元忠既然主动开始这个话题，自然也是有着充分的准备，开始历数于山南考察的经历，通过与山南道官员们接触的具体事例来讲述如今山南道的吏治情况。

    魏元忠列举了很多他所接触的州县官员，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而李潼在认真倾听完之后，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比较棘手，还不仅仅在于官员的品德或者才能。

    大唐立国以来便始终奉行重内轻外的国策，同样也体现在官员的前途及待遇等种种方面，地方上的人才以担任朝官为荣，对于就事地方则就显得兴致乏乏。大量的官员哪怕在朝担任冗官闲职，都不太愿意前往地方外州牧治一方。

    这样的一种仕用策略，虽然能够维持统治结构的稳定，但也造成了人才分配的多寡不均。如魏元忠所列举山南道所出现的问题，一些偏远的州县官府缺员严重，甚至都有多年没有正印官的情况存在。

    在州县任职的官员们，也谈不上尽责，这其中相当一批要么是罪官远流，要么在吏部铨选中便没有获得一个好的评价。罪官本身就心忧前程乃至于安危，在州就事也未必就能专心政务。下选的官员则就因为素质不高，即便想勤勉做事，又往往力有未逮。

    地方上人浮于事、以及官员素质不够高，再加上惯常以来的价值观的影响，使得许多官员们用心根本不在本身的职事，而是专注于钻营，希望能够调回朝中。

    尽管朝廷经常会派遣御史与其他临时性的使职入州县访政考察，但这种走马观花的考察制度能够发挥出的作用着实有限。即便有一些地方官表现突出，很快又会被调回朝中，其政务才能不能得到长足的发挥。

    类似的吏事积弊，李潼略有耳闻，但却并没有一个系统性的了解。毕竟他此前所治理的陕西道大行台本身就属于霸府性质的非常规机构，在官员考绩方面自有另一套标准，且诸多大事并行，官员怠政又或者勤政都能清晰的判断出来。

    行台的管理经验明显不适用于中央朝廷，无论是规模体量还是实际的物力空间都不在一个标准上。所以在听完魏元忠的讲述后，他一时间也没有什么成熟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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