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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另一部分族人，则就受到高句丽的驱使奴役，并安排在与大唐作战最前线的辽东地区。这一部分人际遇就要悲惨许多，随着高句丽的覆亡，作为战败者的仆从军而加入大唐，首领被扣押在营州，部属则安置在辽东地区，受大唐控制与更加东北的黑水靺鞨作战。

    这一次从营州东逃的靺鞨首领乞乞仲象等，便属于后者。他们当然享受不到太多大唐的恩惠，所领略到更多还是大唐的残暴，心中当然存怨不浅，想要重新招抚回来并不容易。

    而且辽东方面还存在着多达十几万户的高句丽遗民，这些人与靺鞨人也有着充分的融合，很有几分难兄难弟的味道。这也是原本历史上，渤海国得以建立的客观基础。

    在当下这个时空中，李潼当然不允许海东再出现渤海国这样一个存在，但也明白若只是一味征剿、恐怕会适得其反。

    所以他也充分利用大唐此前几次东征所遗留的人事基础，一方面大力提拔东北系的将领，黑齿常之麾下就有数名原高句丽高氏、泉氏等人选，用以分化高句丽遗民。另一方面就是积极联络黑水靺鞨，通过这些东胡本土力量遏止住粟末靺鞨的东逃之路。

    以夷制夷向来都是强大帝国维持边疆秩序的不二法门，毕竟想要维持这么大的疆土规模，全凭正面战场的投入，哪怕再强大的政权也禁不住这种消耗。虽然过程中难免会有养虎为患的弊端，但总体上而言还是利大于弊。

    李潼这些年与周边诸胡也算是打过不少的交道，感触最深其实还是在面对边疆胡患的问题上，把一个部族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这种观点还是稍显粗暴简陋。除了政权与政权之间的矛盾，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其实还存在另一个维度，那就是阶级之间的矛盾。

    大唐立国以来，对周边诸胡的政策虽有强硬、但也不失怀柔，整体上而言还是一种开放与包容。高宗一朝疆域盛极，四面出击，虽然这些蕃胡们也难免征役之苦，但所获得的封奖赏赐等各种战争红利也是不少。

    但这一部分战争红利，绝大多数都被那些蕃胡酋首们所截留，普通的部族民众得惠甚少，这就在底层中形成了强烈的不满。而那些蕃胡酋首们，一方面从大唐获取各种战争红利，一方面则就煽动与利用这种底层怨气，不断作乱以谋取更大的好处。

    有关这一点，那些西河行社胡奸雇佣军们表现可谓淋漓尽致。大唐军队中存在着大量的城傍与仆从军，但整体战斗力不高，顶多跟在主力唐军后面打打顺风仗、清理一下战场，或者承担各种军事劳役。

    但西河行社不同于那些胡酋们各自统率的仆从军，他们是由朝廷直接遣使、并由唐人将领直接指挥战斗，战争的奖赏也直接下放到士卒个人。所以在战场上的表现也都极为生猛，无论是在攻坚还是在野战中，都有着不俗的表现。

    其实无论唐人还是蕃胡，真正底层生活都极为清苦。但相对而言，大唐占据着此世面积最为广阔、适宜耕作的土地，而且还有律令法规去维持籍民的生存空间。而那些底层蕃胡部属们，则就完全活得没个人样，可以说是各自酋首的私人财产。

    达则兼济天下，李潼觉得很有必要将福报传达六夷，解放那些被诸胡酋首们所奴役的蕃胡人民。毕竟大唐皇帝还有一个天可汗的头衔，无论华夷皆我子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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